在美国，有400多所大学开设有科幻课。老师给新学年新学生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：一个没有幻想的民族，会有热情、希望和生机吗？
比尔·盖茨就是从这样的一所大学里毕业的。是科学和幻想造就了一代巨人比尔·盖茨，而这位电脑奇才和超级科幻迷说，下一位世界首富将诞生在基因工程中。
当神奇的基因、克隆、纳米一齐向我们联手走来，展示给我们一个就要到来的神奇的世纪。甚至连电子政府、电子海关都已在筹建中，你会不会因为完全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，而感到惊慌失措？感到生存危机？
新世纪，与落败寂寥、每况愈下的纯文学相反，让人感到欣慰的是，中国的科幻小说却以坚实的步伐，不仅走出了困境，而且进入了自己的雨季。检阅中国科幻，我们可以快乐地说：神奇的中国科幻越加神奇。审视中国的纯文学和科幻小说的状况，或许从中能悟出些什么。
麦当娜们一块白手绢
2000年，中国的纯文学成了一个醉鬼，一个流落在街头不知家在何处的流浪汉。惶惶不可终日的纯文学作家们，真的不知路在何方。
有天夜晚，我到街上散步，随手在街边小摊上翻了翻新上市的畅销小说，离开书摊后我的感觉是：作为纯文学作家，我的路算是走到头了。如果纯文学的市场真的下贱堕落如此，我宁可改行，卖豆腐卖红苕都行！挣点干净钱。虽说辛苦可心里踏实，夜里睡得实在，不做噩梦。也许走进新华书店，我的心境会好些，可买本当今最走红的另类美女作家，畅销风靡一时的作品，这宝贝那宝贝、这门那门的，回家拜读拜读，让我的心境坏得想自杀。她们把看家的本事都拿出来了，把最后的那点玩意儿都抖出来了，我想问一声：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还过不过了？
这让我悲哀地想送给这些麦当娜们一块白手绢。
中国的纯文学还有希望，比如2000年中国文学最高奖《茅盾文学奖》的获奖作品，位列榜首的是口碑很好、众望所归的山西作家张平的《抉择》。另一位获奖的作家便是《科幻世界》的主编——藏族作家阿来。
想起中国科幻，我的心境豁然开朗。我真想大声地说：
连我都没想到，新世纪新千年我接到的第一个祝贺新年的电话，是从成都打来的，我惊奇地听到清晨的第一声问候，是一个清脆而快乐的女声。
她喜不自禁地对我叫：魏雅华，给您报告一个喜讯，我们的《科幻世界》今年的征订数上来了，你猜，有多少？不等我回答，她已叫出来了：43万！
打电话的人是《科幻世界》的社长杨潇。在我的印象里，那是一个神奇、坚强、骨骼清丽的女侠。称她为“女侠”，我是好不容易才筛选出这么个词来的。连我自己都失笑了，真的很传神。当你看看《科幻世界》这些年的苦难经历，你就会明白，如果不是女侠，能像《古墓丽影》一样苦熬苦撑到今天，拳打脚踢，上天下海，闯过一关又一关吗？
中国科幻真的在复苏，就在我写此文的时候，我又收到了刚复刊不久的，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，海洋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科幻刊物《科幻海洋》。刊物办得很大气，打开这本又厚又重的96个页码，全部彩印的、非常精美的豪华版的杂志，其定价不过7．80元，可这样的经济类的杂志，定价就能定到25元了。再看看杂志的内文，让我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。
《科幻海洋》的复刊表明，中国科幻的天空不再只有一颗孤星。一颗星星是很难让我们的天空灿烂的，就像一根火柴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冬天暖和起来。
说到中国科幻，我们不能不说《科幻世界》杂志。如果没有《科幻世界》，中国科幻早已成了灭绝了的恐龙。如果没有《科幻世界》，我们就会不得不现在还在考古上去发掘中国科幻的化石，为这个中国现代史上的断代工程流泪。
为了这个，我们得感谢《科幻世界》，她为我们冷冻了中国科幻的弥足珍贵的基因，让我们终于能在世纪之交，用这硕果仅存的胚胎，克隆出新的中国科幻来。
让我们来重读这段历史吧。
从80年代到2000年，20年间，中国科幻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，大悲大喜，死去活来。
改革开放之初，1979年，又是一个春天，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，于是，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，而中国科幻也迎来了那一百年间最灿烂的瞬间。
四川省科协、四川省科普作协80年代初创办了《科幻世界》（那时叫《科学文艺》。并非是专发科幻小说的，是本以文艺形式宣传科学知识的小刊物，“科幻小说”只是这本刊物的一个栏目）。《科学文艺》问世的时候，是在那场焰火非常绚丽，却又即将熄灭的时候。正是中国科幻盛极而衰的时候。
此后，中国科幻遭遇了一场大劫难。
中国的纯文学从来没把中国科幻当回事。中国科幻是赵姨娘生的贾环。人们都还记得那篇唯一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科幻小说，家喻户晓的《珊瑚岛上的死光》吧？那篇小说获读者选票数排在当年第五，可获奖排序时却列在获奖作品25位的倒数第一。弄不好还是照顾情绪呢。灾难性的1982年后，中国科幻全军覆灭，文学刊物和科普刊物，文学出版社和科普出版都视科幻为异己，将科幻小说驱逐押送出境，宣布科幻小说由于“从事了与其身份不相符”的活动，而成为“不受欢迎的人”。而科幻类的刊物纷纷关门倒闭，中国科幻树也倒了，猢狲也散了。不过一两年功夫，偌大的一个泱泱文化大国，能发表科幻小说的刊物，就剩下了《科学文艺》一家。据说，《科学文艺》也受到警告，要少发科幻小说。
科幻小说遭遇了灭门之灾。
十多年后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件事，我们不能不扪心自问：为什么我们会犯如此低级，而又如此愚蠢的错误？科幻小说这样一种科学与文学相接合的，既是科学又是文学的珍稀新品种，一种能推动社会进步的、积极向上的文学新品种，一种难能可贵的绿色食品，招谁惹谁了，遭此灭门之祸，谁逮谁灭？
此后的中国科幻，就像一个遭到棒打鸳鸯散的家庭那不幸的孩子，先前的家庭不要，后来的家庭不容，呼天无门，唤地无路。
多亏中国还有家《科学文艺》，中国科幻才幸免饿死它乡。
这一时期，为数不多的中国科幻作家，都已改了行，叶永烈去写传记文学了，童恩正去了美国，教他的历史，郑文光病魔缠身，力不从心。各忙各的了，队伍溃散了，他们不比纯文学作家，作协有一份可以糊口的工资。
这十多年间，《科学文艺》成了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的一根独苗。在亏损和饥饿中艰难趔趄跋涉，真可说是历尽劫难痴心不改。
19年哪，19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。
爱因斯坦在他的《相对论》中有过这样一个著名的俏皮话：坐在一个美丽的姑娘身边和坐在烧红的炉盖上，其时间的概念是不同的。
世上的事就这么奇妙，劣势常会演变成优势。就是那句老话：是金子总会发光。《科学文艺》不久更名为《科幻世界》，办刊方针也成了专发科幻小说的刊物。《科学文艺》在市场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在一个漫长的时间段，《科幻世界》成了中国科幻的同义词。
科幻小说的确是个好东西，尤其是对于成长中的，对世界充满了新奇感的青少年，他们对科幻小说的渴求就像沙漠对水的渴求，而这种渴求全中国唯有《科幻世界》能满足他们，于是便有了洼地效应，水都流到四川盆地去了，到1998年，《科幻世界》的发行量就翻过了30万大关。
现在，一本月发行量达到3万册的刊物就能生存下去，5万册就可以进入良性循环。你可以想像，一本发行量在50万册上下的刊物，在期刊界的地位。最近《科幻世界》又分出了一本画册，一本专供青少年阅读的科幻《飞》，一家变三家了。可半数以上纯文学期刊的月发行量都剩下1000册了。
在2001年的中国期刊中，它已经是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了。更何况又有了重磅级的《科幻海洋》。据说，还有许多刊物正在改旗易帜，进入前景看好的科幻小说阵地。
仅有一家科幻刊物对于中国科幻是不正常的，它会将中国科幻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，一家科幻刊物一年能发多少原创作品？充其量三五十篇。对于如此之大的中国受众，真的是杯水车薪了。而且这种状况对中国科幻作家是不公平的，因为他的写作必须按这家刊物的身材量身裁衣，否则作品就无处可发，这就使许多非常有实力、有鲜明个性的作家望而却步。
现在许多主流文学的作家们已经在写科幻小说了，要不了多久，科幻小说会被称作主流文学，而纯文学只能被称作纯文学了。当心，市场是“赢家通吃”。
其实，在谈论中国科幻时，我们不能忘记大师倪匡，在港台畅销书作家中，年收入超过300万的，第一位是科幻作家倪匡，第二位才是大侠金庸，第三位是情圣琼瑶。让我们感到惋惜的是，对倪匡作品的研究是太少了。
科幻小说也能出重磅级的畅销书作家。
1999年中国科幻出版在种类和数量上，都达到了建国五十年来的峰值，全年出书289种，比1998年增加了71％，总码洋超过了2500万元，有47家出版社有此类书出版。但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，这些书中大量的是外国的科幻小说，中国的科幻小说所占的比重并不大。
就是现在，纯文学作家仍不承认科幻小说的地位，中国文学的奖项多如牛毛，可就是不接纳科幻小说。从第一届全国短篇、中篇、长篇小说评奖至今，仅有唯一的一篇，即《珊瑚岛上的死光》获奖，此后科幻小说便没有了踪影。甚至在儿童文学名目繁多、门类庞杂的评奖中，连送选的科幻小说都没有。
而历时多年的科幻小说姓“科”还是姓“文”的争论中，所得出的结论是科幻小说姓“文”。
它是文学的一个品种。
其实科幻小说是可以左右逢源的，它可以既姓“文”又姓“科”的。既是一个文学分枝，又是科学的近亲，又有什么不好？
让我们不要忘记1999年高考的作文题：《假如记忆可以移植》。这道作文题在考生的家长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，有人说，出了偏题怪题。课本里没有。
这题出得实在是太好太好。这是一道标准的科幻题，课本里的确没有。这是一道考生素质考题。如果这道试题是美国的学校出给考生，谁都不会奇怪。因为这是一道难度很低的基础科幻题，而且，记忆的确可以移植，在动物实验中己经取得成功。何来偏难之说？
而此次考试又的确推近了我们与中国科幻的距离。
在美国，有400多所大学开设有科幻课。老师给新学年新学生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：一个没有幻想的民族，会有热情、希望和生机吗？
让我们把这句话送给新世纪的中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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